1994年的北京，樸根熙透過房間的茶色玻璃窗向下望去，中國大飯店外面的長安街上是熙熙攘攘的人流，每天上下班時候，騎著自行車的人們擠滿在馬路兩邊的車道上。但這種雜亂無序的場景讓樸根熙更多看到的是巨大的機會：“當這些自行車都被汽車所取代的時候，中國國民的消費力和經濟規模將是何等的驚人！”

    彼時，樸根熙正以三星總部談判代表的身份，同外經貿部等有關部門商談三星的顯像管生產部門（SDI）在深圳的合資工廠項目。那是一個跨國企業在中國開始大干快上的年代：受鄧小平南巡講話的鼓舞，中國加快改革開放的姿態讓海外投資者們大大地松了一口氣，彌漫在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的不信任的迷霧逐漸散去。一度擱淺的通用汽車、摩托羅拉、杜邦等跨國公司迫不及待地在中國恢復了投資，克萊斯勒公司正在商討擴大北京吉普的運營，波音、惠普和通用電氣等制造商正開展大規模銷售攻勢。

    相較而言，三星則是一個遲到者。它既缺乏政治根基——1992年8月中韓兩國才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更缺乏品牌認同——很多人還是把三星當作一個低端品牌。但三星有一個其它企業難以望其項背的優勢：強大的執行力和高效的反應速度。當時，在韓國三星總部，時任會長的李健熙正在大力推動以“品質經營”為核心的“新經營運動”，以鍛就世界超一流企業。在中國，三星則以閃電般的速度在3年內完成了在天津、蘇州和東莞三大地區的產業布局，建立了28個法人機構。

    “那是三星在中國事業的奠基點。往什么方向推動，基本都定了下來。”樸根熙告訴《環球企業家》。

    2005年，當樸根熙重返中國出任三星集團大中華區總裁之時，他不難找到寬慰。北京的汽車保有量已逾250萬輛，比1993年翻了4倍。而他當年的談判心血已進入大規模的收獲期：三星在中國的年銷售額已經達到240億美元，在三星集團的地區收入分布中僅落后于韓國本土和歐美市場。到了2007年，三星在大中華地區銷售額達到了389億美元，其中在大陸的銷售額為276億美元，這讓中國三星躋入在華規模最大的跨國公司之列，同時也成為三星集團海外收入來源最多和增長最快的區域。

    更重要的是，中國已成為三星全球戰略布局的一個致勝支點。一個明確的信號便是，在樸根熙以前的三星中國總裁中，沒有一個任期超過3年。

    工潮

    極為巧合，樸根熙加入三星工作的時候正是1978年，這一年也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始點，與中國近在咫尺的三星開始正式關注中國。由于中韓兩國尚未建交，三星對于中國市場的判斷是：雙邊貿易先行。由于韓國自然資源匱乏，而當時的韓國經濟正處于快速上升期，造船、鋼鐵、汽車等工業進入全面成長階段，大企業開始合并重組，國家每年都需要進口大量的資源類產品。

    為此，在雙邊貿易開始時，三星最先選擇的是從中國進口無煙煤，這也是韓國企業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和中國進行的第一筆貿易。隨后，三星集團內以國際貿易業務為主的三星物產公司便在香港設立了分支機構，1980年，三星從中國的進口貿易額即達1億美元，6年以后這個數字便翻了一倍。從1985年開始，三星以香港注冊的公司的名義在北京設立了辦事處。

    兩年以后，三星歷史上頗富傳奇色彩的總裁李健熙從父親手中接過權杖，并開始了其大刀闊斧的企業改革計劃。

    盡管動作并不算快，但是自李健熙上臺到中韓兩國建交之前的時間里，三星已經創造了諸多中韓經濟交往史上的第一：1991年正式成立的三星物產上海辦事處，是第一家韓國大型企業在中國正式設立的辦公室；1992年三星電機成為第一家獲準在中國銷售本地工廠制造的產品的公司——在此之前，所有韓國企業均被禁止在中國國內銷售產品。